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针对第二国际领袖爱·伯恩斯坦、考茨基等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的歪曲理解，回答了“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这一无产阶级革命任务的问题，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列宁对该问题的回答，对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启发。

捍卫马克思关于打碎国家机器的国家学说

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国家政权问题。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但是，如何组织起与“争得民主”相适应的无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国家呢？马克思并没作出回答，而是“期待群众运动的经验来解答”。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抑制阶级冲突的职能，提出“阶级调和论”的国家观，给当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造成极坏的影响。

为了回击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和庸俗化理解，列宁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观点进一步提炼和概括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去打碎，并强调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等，不仅必须要有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存在，还必须要加强。这样，列宁有力地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从理论上阐明了为什么要打碎国家机器，建设新的无产阶级政权的问题。

阐释取代旧的国家机器后的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形式

到20世纪初期，针对俄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虽然在其政党的纲领中承认要以新的国家机器代替旧的国家机器，但却“在实际上拒绝实现这个要求”等现象，列宁基于对无产阶级群众如何才能“使自己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以实现无产阶级国家问题的深入思考，进一步阐明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用新的无产阶级公社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由于当时的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主义者完全不懂得马克思恩格斯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重要的一点”，即新的国家机器如果不在一定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那么，资产阶级的民主就不可能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压迫者的民主就不可能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进而，“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可能转变为“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的国家。为此，列宁就“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问题，从新的国家机构构成、国家公职人员的工资和建立廉价政府等方面明确阐述了取代旧的国家机器后的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形式，实现以下方面的替换：第一，由“毫无列外地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的公职人员组成公社委员会及其负责机关，以取代旧政府的常备军、警察、官僚等机构及其政治职能。第二，行使新的国家职能的公职人员只能得到普通的“工人工资”，并不享受任何特权和长官意志，组建大多数农民渴望的“廉价”政府。

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斗争不能有丝毫削弱

列宁在马克思基于巴黎公社革命经验基础上指出的以公社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似乎仅仅是更完全的民主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这“事实上意味着两类根本不同的机构的大更替”，而且是一个“量转化为质”的过程。即，民主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实现了由资产阶级民主转化为无产阶级民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对于公社来说，仍然是必须的。但是，随着“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压他们的压迫者或“剥夺者被剥夺”的发展，国家机器作为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无产阶级国家也就在专政与民主的辩证发展中，在对社会经济的调整、建设等新的国家职能运行中走向“自行消亡”。但对这句话需要辩证理解：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只能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加以“打碎”，而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走向“自行消亡”是共产主义发展的最终形态，也必须要以物质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为前提。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最终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然而人类社会的今天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因此，当今时代，聚焦主要矛盾，无产阶级专政还必须加强，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斗争，还不能有丝毫削弱。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回望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实践历程，可谓成果丰硕，经验启示宝贵。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列宁关于“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理论启迪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党史的历史智慧告诉我们，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的赶考之路”上，统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应从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执笔人:董朝霞，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