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反思·展望
——评《价值观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研究》

林伯海

本文原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205-208页。

项目基金：本文系2022年度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研究”（22AZD1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林伯海，男，四川自贡人，法学博士，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E-mail: linbh99@163.com。)

国内学界对文化心态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对文化自信问题的研究主要是20世纪末以来的事。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著名社会学者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之后，学界逐步出现了以“文化自信”为题的思考。2009年，中国语言现代化学会会员黄晶以《中文正在缺失》一文致信中央有关部委，首次提出“文化觉醒，文化自信”理论，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2010年，云杉的《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一文在《红旗文稿》上发表。2011年，任仲文编著的《传承·开放·超越——文化自信十八讲》一书出版，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种场合对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更加鼓励和鞭策了学界多角度、宽领域的文化自信问题研究，各类著作和学术论文不断涌现。比如，陈先达著《文化自信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沈壮海著《论文化自信》（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等代表性研究成果，从文化自信的基本内涵、现实意义、提出背景、提升路径等维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深化了人们对文化自信之“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以及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文化自强的内在逻辑等问题的理解。

但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价值论”、“价值观”为视域对中国文化自信问题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实属鲜见。董朝霞教授的专著《价值观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研究》(注：董朝霞《价值观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研究》，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研究视域，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近代以来文化心态演进为历史背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这一主题进行了回眸、反思和展望，深化和拓展了现有学界文化自信问题研究，实为一部为新时代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提供基础理论支撑的力作。比如，作者基于该问题的学界研究现状指出，“大多数研究侧重从自我民族传统文化‘古已有之’的自豪中，去寻找文化自信的理由。但是，着眼于中华文明历经5000多年、人类文明经历了资本主义500年和科学社会主义500年发展进程之后的当今世界格局，从文化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国际比较研究，即从域外文化心态的历史与现实方面的纵横比较研究，还有待拓展和深化。”(注：董朝霞《价值观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研究》，第51页。)正是基于这样的反思性探讨，本书着眼于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力的自信，提出了文化自信问题研究应深化对文化自信的主体性问题探讨、深化文化自信的形成机理（基于文化自觉的真正的文化自信）问题探讨、深化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制度化问题的探讨，等研究展望。

我们知道，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民族是文化的主体。中华民族历经5000年文明发展而绵延不绝，就在于最深层的中国文化始终在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生存和发展中绵延、传承、发展，以及日渐增强起来的文化自信。正如当代著名哲学家陈先达指出的：“中国之所以有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华民族发展史，有5000年连续的文明，有保存比较好的文化经典，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先人在这块土地上经过艰苦的世代开拓、发展、融合，逐步发展成统一的中国。尽管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有过多种政权的并存，也有过不同民族处于统治地位，但中国始终保持着一个独立的国家存在。民族是文化的主体，国家不亡、民族不分裂，文化才不会变为无所依靠的游魂。”(注：陈先达《文化自信中的传统与当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可见，文化研究，总是离不开民族国家的兴衰存亡。当然，文化研究乃至文化自信的研究，最后总是会归结到社会成员个体——人之“人化”或“化人”的问题。当代著名价值哲学家李德顺在《人的家园——新文化论》中揭示：“中西辞源显现了某种共同的内涵：文化，其实就是‘人化’和‘化人’。‘人化’是指按人的方式改变、改造世界，使任何事物都带上人文的性质；‘化人’是指反过来，再用这些改造世界的人文成果来提高人、装备人、造就人，使人的发展更全面、更自由。虽然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具体情况有所区别，但人类总体上就是这样生存和发展起来的：在不断地改造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改造自己。人的这种生存发展的根本方式、过程、状态和成果本身，用一个整体性的抽象概念描述出来，给它起一个动词式的名字，就是‘文化’。”(注：李德顺《人的家园——新文化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9-10页。)因此，无论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还是研究一个民族国家的兴衰存亡，都离不开对文化的研究。

自从人类社会历史从地域的、民族的历史进入“世界历史”，特别是进入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以来，不同民族国家逐渐出现经济、政治、科技、军事等方面的强弱差异，进而也就自然而历史地出现了基于综合国力“强势”与“弱势”对比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与不自信问题。一定程度上，综观世界现代化进程，在民族国家还作为基本单位的当今世界和当今时代，文化自信是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这就出现了文化自信的民族或国家与文化不自信或自信心不足的民族或国家，必将面临不同的前途命运，甚至整个世界或人类也将因为文化自信或不自信而走向不同的前途命运。从某种程度上看，这或许就是董朝霞教授以“价值观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研究”为选题，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并取得成功的最大动因和缘由。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研究的根本任务和学者的使命。习近平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注：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3年11月9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74页。)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当今世界变局加速演进的“后疫情时代”，一方面是国际社会诸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引发人类21世纪文明多样性和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时代之问”、“世界之问”，另一方面是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基础上如何以高度的中国文化定力和中国价值定力，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问题。本书从开篇到结语都始终紧扣并贯穿了这一问题意识。

《价值观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研究》全书除前言和结语外，正文分为五章，可从以下三个维度透视本书的主要理论建树。

第一，“回眸”。本书的一大特色是作者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文化心态百年演进历程的历史回眸。一个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回顾自己的历史文化，从历史文化中吸取力量，做到返本开新。本书第二章“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自信分析”除了对世界资本主义近500年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苏联等世界大国兴衰进行文化归因分析，还着重针对“中国文化自觉的艰难形塑”问题，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先后经历的“文化自发的自信－文化自卑与文化虚骄并存－文化自觉的自信”这一文化心态演进逻辑和先后经历的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发展逻辑的历史叙事进行了文化归因分析。显然，这体现出作者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问题的“中外古今”视野和把过去、现在和将来相贯通的历史思维。1942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中就指出，搞清楚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就要研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注：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同理，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问题，也需要大历史观。须知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凡事须有历史眼光、历史思维和历史的分析方法。2018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注：习近平《继续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2018年1月5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70页。)当今中国文化自信不是口头上说自信就自信，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曲折的文化自觉过程的。唯有以大历史观的宏阔视野梳理中国文化心态演进的曲折和中国文化自觉的艰难树立，才能更加深切而全面地理解党的二十大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谋划的战略意义。因此，本书体现出基于国人文化心态演进“历史回眸”的鲜明特点，恰好也彰显了作者作为人文学者的一种历史自觉。

第二，“反思”。人文社会科学进行基础研究的性质之一就是维持思想的反思性。一种学术思想如果反思性缺失，无异于其学术生命力和思想灵魂的“不在场”。本书作者的阐释分析背后贯穿着文化反思的思维主线。因为真正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基于理性反思的文化自觉基础上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2005年出版的《论文化和文化自觉》是中国最早研究文化心态的专著。他的文化自觉理论不仅给予了学界学者新的学术研究视角，而且对于作为文化自信主体的民族国家或个体成员省思“自我”文化自信和“他者”文化自信也颇具启发性意义。我们知道，19世纪和20世纪，国际范围内书写世界文明史有两种类型，第一种就是源于欧洲启蒙理性“二元对立”思维和价值独断主义的“西方文明中心论”和“文明冲突论”，体现在黑格尔、亨廷顿、福山等文化自负理论和单线历史观及其著述中，这一思想和思维模式彰显出来的文化偏见和傲慢延续至今，正在以美国面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焦虑”与“文化不自信”表现出来。第二种就是斯宾格勒、汤因比、麦克尼尔等学者从反思自身文明的角度，主张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文明互动论”，这一观点随着全球化和多元现代性的发展越来越得到学术界更多的认可。也许结合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思想，能帮助读者更好理解本书中讨论的文化自信形成机理在于文化自觉的观点。近百年以来，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造成了西方社会中某些势力的膨胀，产生了各式各样的自我中心主义思潮。但与此同时，在西方学术界，也出现了对西方文化中自我中心主义思潮进行反思和反制的学术流派，这种反思和反制可以视为“文化自觉”的一个表现。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自觉，本书作者站在中国文化立场，对“自我”文化心态的演进历程进行了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并以客观公允和科学理性的态度，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化心态进行了学理上的深度反思。基于此，书中的阐释和剖析更能让读者理解新时代中国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思维、为什么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如何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等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

第三，“展望”。展望未来，是学者的气质和学术关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一向有着面向未来的憧憬和思考。这一理念无疑也渗透于当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传承古代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注：《张载集》，中华书局出版社1978年版，第376页。)的价值理想和社会责任感之中。直面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和“后疫情时代”思想文化舆论领域的动荡局势，作者理性审视当今世界大国文化战略纷呈，以及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长风破浪会有时”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新谋划，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探讨了新时代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实践路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注：弗·恩格斯《英国状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7页。)，认为“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注：弗·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66页。)是唯心史观支配下的思想想象。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和实践论观之，文明的进程和文化自信的提升，不是从思维到思维而是从实践到实践的事情，是“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从文化心态演进的动态视角来看，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都需要不断加强文化自信建设。因此，本书最后一章，作者从国民教育的价值引领、建构以中国价值为导向的文化产业体系等维度阐释和探讨了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实践路径，体现出本研究的终极价值关怀在于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并对未来“如何做”有清晰的思路和美好的展望。

总之，放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时代境遇，着眼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我们应该基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达成这样的文化认知，即：从文化自信是“最硬”的软实力视角来考虑问题，毕竟“一个连文化自信都没有的民族不可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赢得世人的尊重；一条缺乏文化自信的发展道路不可能写‘中国’的名字，号称‘中国道路’；一个缺乏文化自信的国家也不可能突破西方的重重围堵，保持民族精神的独立性”(注：陈曙光、杨洁《论文化自信》，《文化软实力研究》2016年第3期，第25-26页。)。全面审读《价值观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研究》一书，可以有理由地认为，相对于学界同类研究，本学术专著具有学理深度、历史厚度、现实温度和未来向度的“回眸、反思与展望”式研究和探讨，毫无疑问给了读者以“不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本书并非完美无瑕。比如，本书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价值思维增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但就如何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还尚未深入。再如，本书在“加强对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国民教育的价值引领”部分阐释了“生活即教育”的价值观教育，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价值实践等思想，但是还未对如何全面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更加广泛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有效地在提升中国文化自信过程中推进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等问题进行更具体的探讨。简言之，作者在本书中的研究还侧重于文化自觉自信层面，而关于文化自信自强问题还有待在下一步研究中加以深化和拓展，或许这正是作者在本书末尾表达“意犹未尽”之故吧。

本书是一部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价值的优秀学术成果。对广大理论爱好者，特别对推进新时代新征程文化自信自强研究有兴趣的同仁们来说，本书无疑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希望作者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一步对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中的文化自信自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多出更好、更新的成果以飨学界，并达资政育人之效。